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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调研组：《银川市调研材料(2017.7.30—8.2)》。
也可以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政务处分也可以适用其他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或者在修改《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时，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可以依照本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此种观点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不符，据我国官方文献记载，政纪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党早在陕甘宁边区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至今已经75年。
2.党纪处分的特征 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由党章规定一般原则，由党内法规补充和具体化，形成以党章为核心的纪律监督法规体系。《监察法》对政务处分的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政务处分的全部依据。[9]祁玉春：《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救济研究》，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因此，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调查与党的纪检部门的纪律审查同时展开，如果被调查人的职务违法构成犯罪，在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的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出党纪处分，国家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将纪律处分的主体分为两种情形：是上级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其纪律处分适用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因此，行政监察机关和任命机关均为纪律处分主体。
因此，行政纪律处分是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而追究的行政责任，适用于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察法》并没有对职务违法进行定义，而是在规定监察机关职权时，通过概括和列举的方式对职务违法予以界定。[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但目前，关于政府对软法实施进行监管的规定仍处于空白状态。【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受限于滞后性、管理性等内在缺陷，既有的硬法规制模式在互联网公共领域出现失灵，催生了软法治理的兴起。以往，有关互联网的行业规范、公司章程，甚至国家立法，主要以鼓励创新为导向，呈现粗放型的特征。
[9]每一次技术革新都能推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扩张，面对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立法总是慢半拍，法无禁止即自由往往成为技术平台大胆突破底线的免责金牌。二是发挥协商互动的功能。
其次，政府要尊重行业协会的自我规制，推动其发展成为制定、实施软法的中坚力量。2.明确软法设定惩戒权的条件。2.客观层面的障碍 (1)市场缺乏数据交流共享机制。因此，多数自治规范在规定义务的同时也逐步将成员、用户的参与权、救济权等纳入其中。
其三，向私人领域的扩张。3.培育共享共赢的理念。在互联网行业协会、企业及监管部门之间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促使其相互合作，共同规制公共领域的风险，建立起一个整体联动的风险防御系统。[10]通过自我规制，互联网社会主体可以充分发挥技术和数据优势，及时化解网络公共风险。
这要求互联网行业协会、企业建立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如在官方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中设立软法规范的公开专栏，并积极与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新闻软件、报刊等媒介开展合作，由其法务部门及时更新出台的软法规范。四是对自身声誉的重视。
二是软法规范还需进一步明确惩戒权的种类及适用情形，并提交监管部门批准备案。(3)倡导柔性治理，促进政府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
二、互联网软法治理的现状考察 (一)互联网软法的类型及发展脉络 1.互联网软法的类型 软法是指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它是一种由多元主体经或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制定或形成，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2)推动着管理向治理转型。例如，互联网金融协会依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律惩戒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违反行业标准的成员进行警示约谈。[11]罗豪才：《人民政协与软法之治》，载《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9年第1期。(2)从倡议性向惩罚性发展。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公共领域呈现急剧扩张的态势，从而对既有的法治秩序带来严峻的挑战。
2.软法、硬法缺乏有效衔接。(三)互联网软法治理的实现方式 在互联网公共领域，软法治理的实现方式主要有： 1.自觉遵守
如由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6家企业共同发布的《关于清朗网络环境，文明网络行为的联合倡议》; (7)行业协会、企业的管理决定。控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一直是公共领域最主要的功能。
政府行使权力的领域相对封闭，社会组织难以进入。(4)从侧重义务向保障权利发展。
(二)软法规范体系存在缺陷 1.软法规范的价值偏好突出。但我国多数行业协会因为疏于内部建设而出现徒有虚名的现象，有些行业协会很少有企业加入，导致自治章程等软法规范发挥不了相应的作用。(五)消除软法实施的障碍 1.政府扶持和规范互联网行业协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软法规范的实施主体行使惩戒权时，存在侵犯公民权利的风险。
[13]秦前红、李少文：《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如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签署的《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 (5)行业自治标准。
[7]此外，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使得各类互联网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相应产生。而硬法规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外部规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从而忽视自我规制的作用。
这种舆论谴责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能够使违法者因为受舆论的否定性评价而倍感压力，从而及时更正自身行为，履行软法规定的义务。一是设定惩戒权的主体必须经过法律法规授权，例如，《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便授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对违法违规的互联网群组，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暂停发布、关闭群组等处置措施。
通过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各自的软法规范进行审查监督，是避免软法规范价值偏好的有效路径。[8]硬法可以通过设定公民在互联网领域的行为模式，强制要求其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及在违反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公权力体系的多元化。[15]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例如，《网络信息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禁止性规定等。注重内部管理是各种自治章程的基本特征，但在互联网领域，用户数量、用户体验是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标准，如果只注重管理，势必造成用户流失。
现有的互联网软法规范有公约、倡议、协议、规则、公告、通知，甚至临时决定等多种表现形式。(4)硬法规制的刚性阻碍政府权力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沟通协商。
立法活动程序严、周期长、成本高，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形成一种潜在的矛盾。[16]李洪雷：《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在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之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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